精準扶貧是縮小農村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國家重點工程，同時也是實現基層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前提，下面是本站小編精心整體的個人精準扶貧心得體會范文，供大家學習和參閱。

“精準扶貧”是習，近，平同志在20xx年11月湖南湘西考察時提出的扶貧思想。經過三年多來在理論和實踐方面的不斷完善和發展，“精準扶貧”思想不僅是我國當前扶貧工作的重要指導方針，而且具有豐富的理論品格，是對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的繼承與發展，是實現20xx年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重要政策保障。

“精準扶貧”是對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的繼承與發展。馬克思在《資本論》當中，揭示了無產階級貧困的根源。馬克思認為，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工人一無所有，會使得資本家無償占有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而工人僅能獲得生存工資。隨著資本積累的加劇，工人與資本家的財富差距會越來越大，“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產品的力量和數量越大，他就越貧窮”(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毛澤東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的反貧困思想。建國初期，毛澤東意識到整個中國特別是農村還非常貧困落后。如何消除貧困、發展生產力呢，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社會主義道路?這是當時社會面臨的重大決策。毛澤東的選擇是社會主義道路。改革開放后，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貧困問題或溫飽問題在十年浩劫之后，顯得尤為突出。鄧小平一方面堅持社會主義，“中國要解決十億人的貧困問題，十億人的發展問題……只能靠社會主義”(《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29頁)，另一方面，解放思想、改革開放，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過三十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中國的貧困問題在整體上已得到較大的解決，但部分邊遠山區由于歷史地理等多方面因素，還存在相當程度的貧困現象。新形勢下，習，近，平同志提出“精準扶貧”思想，使扶貧工作更具有針對性，是對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的繼承與發展，也是實事求是工作作風的具體體現。

“精準扶貧”符合中國現階段貧困的基本事實。從縱向上看，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貧困率下降迅速。據世界銀行數據，如果以20xx年購買力平價(ppp)下每人日均1.9美元為貧困標準，1981年，全國貧困人口比例為88.3%，20xx年，全國貧困人口比例已下降至7.9%，xx大之后下降趨勢明顯加快，20xx年的貧困率下降為6.47%，20xx年則僅為1.85%。但從橫向上看，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巨大。從城鄉角度，以國家劃定的貧困標準，城市貧困人口比例不到1%，20xx年農村貧困人口約為7.2%。從地區角度，20xx年全國劃定的592個國家級貧困縣，基本上分布在中西部地區，特別是少數民族地區、革命老區和邊境地區。這些特征性事實是“精準扶貧”思想的現實基礎。中國的貧困人口比例下降迅速，但城鄉、地區差異較大，如果按照過去思路，試圖以經濟增長的“大水漫灌”和“遍撒胡椒面”的方式來實現整體脫貧，效果有限。現階段，扶貧必須精準。

“精準扶貧”符合中國貧困因素多樣化的客觀現實。宏觀上看，地理位置因素是制約老少邊窮地區脫貧的重要原因，但具體到家戶、個體等微觀層面，貧困的相關因素趨于多樣化和復雜化。經濟結構單一、勞動技能不足、交通出行不便、因病返貧、生育子女過多、社交網絡封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不足、基層社會保障不到位等等，都有可能造成個體陷入貧困狀態。多樣化的貧困因素，要求扶貧必須要扶到點上、根上。“精準扶貧”思想中的“六個精準”理念和“五個一批”工程，便是針對當前貧困現狀的關鍵舉措。“六個精準”各有側重：扶貧對象精準，確保有的放矢;項目安排精準，避免“手榴彈炸跳蚤”;資金使用精準，避免貪污浪費;措施到戶精準，確保因人制宜;因村派人精準，熟悉村情民情;脫貧成效精準，避免口頭文章。“五個一批”精準打擊：發展生產脫貧一批，強調脫貧的主體性和能動性;易地搬遷脫貧一批，貧困人口融入富裕地區，先富帶后富，最終共同富裕;生態補償脫貧一批，要想保住綠水青山，就要加大貧困地區生態保護修復力度;發展教育脫貧一批，強調人力資本的重要性;社會保障兜底一批，農村脫貧，政府不能缺位。

精準扶貧是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城鄉發展一體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有效政策手段。城鄉差距一直是影響中國整體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1978年，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比值大約為2.57。改革開放后，農村率先改革，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收入差距有所縮小，1983年降至1.82,。但隨著農村改革紅利的消失，城鄉差距又逐漸擴大，20xx年，比值為3.1(國家統計局)。城鄉差距擴大背后的原因很多，比如地方政府偏向城市的財政政策，農村公共服務不足、稅費負擔重，但相當部分農村人口長期處于貧困狀態肯定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如果這一部分農村居民不能享受經濟增長的紅利，即使未來農村整體上獲得持續穩定的發展，農村內部差距、城鄉差距依然不會得到改觀，甚至會越來越嚴重，這會嚴重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十三五規劃”指出，“農村貧困人口脫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的任務”。要打贏扶貧攻堅戰，就必須實施精準扶貧。

簡言之，“精準扶貧”是習，近，平同志扶貧、脫貧理論的重要內容，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的突破和創新，是現階段扶貧、脫貧的重要武器。隨著20xx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臨近，扶貧開發也到了攻克最后堡壘的階段，這就要求社會各界認真學習、貫徹、運用這一思想。學術界要發掘這一理論的精髓，并做好向社會解釋和宣傳的工作;地方政府要熟練掌握、靈活運用這一攻貧利器，出實招、下實工、見實效。只有“精準扶貧”，才能全面脫貧。

扶貧方式從“大水漫灌”轉向“精確滴灌”，從實際出發，尊重群眾意愿，才能避免“花架子”，找到脫貧致富的“金點子”

1年最多吃3頓肉;家里連一面嚴格意義上的“墻壁”都沒有;所謂的“門”就是一塊由竹篾編成的“板”;不少適齡兒童上不了學……最近，通過媒體的報道，中西部地區的一些貧困角落令人心情沉重。數據顯示，20xx年全國農村貧困人口為7017萬人，其中河南、湖南、廣西、四川、貴州、云南6個省份的貧困人口都超過500萬人。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逾7億人摘掉貧困帽子，“中國式扶貧”道路對人類減貧事業貢獻巨大。與過去相比，貧困面大幅縮小了，但現在面對的，是那些底子最薄、條件最差、難度最大的“硬骨頭”。隨著20xx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節點不斷迫近，扶貧工作進入了攻堅拔寨的沖刺期，確保貧困人口到20xx年如期脫貧，可謂形勢逼人，形勢不等人。日前，習，近，平總，書，記專門召開座談會，就加大力度推進扶貧開發工作提出“四個切實”要求，特別強調要在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上下更大功夫。這為下一步的扶貧攻堅戰做出了部署，發出了動員令。

越是艱巨的任務，越要講究科學施策、有效應對。精準扶貧，正是扶貧工作科學性的體現。扶貧開發貴在精準，重在精準，制勝之道也在于精準。扶持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第一書記)精準、脫貧成效精準，座談會上，總，書，記提出的“六個精準”，道出了精準扶貧的豐富內涵，很有現實針對性。

精確識別是精準扶貧的重要前提，扶貧工作要到村到戶，首先要了解哪一村貧，哪一戶窮，摸清底數、建檔立卡，被稱為精準扶貧的“第一戰役”。據介紹，20xx年全國共識別貧困村12.8萬個、貧困人口8800多萬，并錄入扶貧業務管理系統。信息化、動態化管理，為實施精準扶貧打下了堅實基礎。

給錢給物，只能解一時之困，合理安排扶貧項目和扶貧資金，恢復貧困地區的“造血功能”，才能斷掉窮根、開掘富源。貧困人口致貧原因各不相同，有的讀不起書，有的看不起病，有的住危房，有的沒有勞動能力，有的缺乏啟動資金，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要“一把鑰匙開一把鎖”。

從各地實踐看，在吃透當地情況的基礎上，搞對癥下藥、靶向治療，常常成效明顯。而搞大水漫灌、一刀切的地方，往往事與愿違。在一些地方，市場行情沒摸清，本地特點又沒把握住，通過行政力量，一窩蜂地興起養兔熱、種植熱，結果在市場上栽了跟頭，群眾不但沒富起來，還讓大量投入打了水漂。可見，從實際出發，尊重群眾意愿，才能避免“花架子”，找到脫貧的“金點子”。

精準扶貧，關鍵在人，貧困群眾需要自力更生，各級干部的引導作用也很重要。在一些地方，扶貧工作之所以總是“濤聲依舊”，與一些干部找不準“窮根”，卻熱衷于大上項目、大造聲勢、撒胡椒面的做法很有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說，扶貧方式從“大水漫灌”轉向“精確滴灌”，呼喚思想觀念、工作方法的變革與創新，呼喚一支沉得下去、真抓實干的扶貧干部隊伍。尤其是作為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的基層組織，更要選對人、用對人，讓那些懂農村、懂經營、有公心的人才為鄉親們脫貧領路。

眾人拾柴火焰高。在5年多的時間內，讓幾千萬人脫離貧困，這項艱巨的工程，需要凝聚全社會力量共同來完成。我國已將每年的10月17日設為“扶貧日”，不少人將“1017”諧音為“邀您一起”，意在最廣泛地動員社會力量投入扶貧濟困工作。目前，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等多方力量互為支撐，拓展著全新的扶貧格局。從各方“單打獨斗”到整合資源“握拳出擊”，這也是精準扶貧思維的重要體現。我們期待，沿著精準扶貧的路子，借助社會合力的推動，確保貧困人口到20xx年如期脫貧，將會是一個漸行漸近的美好現實。

在第二個國家“扶貧日”臨近之時，扶貧“失準”卻成為近期熱議話題。國家審計署公告顯示，廣西馬山縣有3119人不符合扶貧建檔立卡標準，其中343人屬于財政供養人員，2454人還購買了2645輛汽車。對此，國務院扶貧辦表示，不論是誰，只要侵害了最困難老百姓的救命錢，“絕不會放過”。

總有一些個人，把國家的扶貧政策和扶貧資金視作予取予奪的“唐僧肉”，不僅是馬山，扶貧資金被層層克扣挪用、扶貧對象弄虛造假等問題在許多地方都有存在。不管是扶貧不上心、工作存紕漏造成的，還是故意違規違紀、假公濟私所致，都是把救命錢變成不義財，造成地方“爭貧困”、群眾“裝貧困”的怪象。這種“利益共同體”一旦形成，不僅脫貧難上加難，而且顛覆了扶貧的本意。

過去貧困群眾體量大、分布集中，建一條溜索、修一段公路，就能給群眾打開一扇脫貧致富的大門。如今6億人先后脫貧，貧困人口剩下7000多萬，再搞撒胡椒面式的扶貧，只會是“手榴彈炸跳蚤”，費力不討好。在扶貧對象確定上，如果篩選不公、審核不細、把關不嚴，難免出現扶助失準、冒領偷領等問題，造成政策資源“跑冒滴漏”。

扶貧開發工作已進入“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沖刺期，貴在精準、重在精準，成敗也系于精準。確保貧困人口一個不落地精準脫貧，需要從“大水漫灌”轉變為“精準滴灌”，從“千篇一律”轉向“個性化定制”。7000萬貧困人口分布在哪、為何貧困、怎么幫扶，確實工作量極大。非嚴謹細致不足以求公平，非實事求是不足以樹公信，能不能真真實實把情況摸清楚，原原本本把政策落實好，關乎國家精準扶貧的整體戰略部署。

扶貧工程也是一項基層治理現代化工程。黨員干部和公職人員，責任是否清晰、認識是否到位、作風是否扎實、方法是否得當，某種程度上決定了扶貧的成效，影響著政府的形象。正因此，不僅要幫助干部擺脫“思想貧困”“作風貧困”，還需要幫助基層擺脫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的貧困。當前，這樣的“扶貧”同樣迫切。發展出題目，改革做文章，確保中央政策目標不落空，各類資金用在刀刃上，就必須依靠大刀闊斧的制度變革為落實不力、裁斷不公等中梗阻問題兜底。財政轉移資金管理機制、基層干部考核機制、干部駐村幫扶機制，以及政務公開、公眾參與機制等等，都有必要進入改革視野。

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到扶貧時曾指出，扶貧“作為一項重要民生工程，要作為一件實事擺在那里，哪怕一次改造量少點，但做一件是一件，讓人看了確實覺得黨和政府辦得好”。此中深意值得認真思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扶貧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能否在精準扶貧和基層治理上再創一個“中國樣板”，牽動世人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