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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道家思想手抄報篇一
【內容摘要】春秋時期，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百家”所爭鳴的實際內容或者社會焦點，不僅涉及政治、經濟、文化領域，還涉及道德、藝術、哲學、邏輯學等，可謂百花齊放。其中儒道兩家的思想就是先秦思想領域的兩朵瑰麗的奇葩。
儒家主張尊師重教，政教合一，學而優則仕，施行仁政的思想。道家主張遵循自然，追求自由，無為而治。兩者的思想領域有著明顯的差異，只有取長補短、相互交融、相互作用，才能將其更好地應用到現代化社會建設中。
以孔子、孟子、老子、莊子等為代表的先秦教育家們的豐富的教育思想，為中國古代教育思想體系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對中國教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本篇文章中，我將汲取儒、道兩家之精華，談談自己淺顯的看法。
1）政教合一：教育為政治服務，政治為教育提供基礎。主要表現在以下特征：富而后教，“孔子‘適衛’，冉有駕車，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論語·子路》）”。由此可見孔子“富而后教”的基本教育理念，他認為“庶之”、“富之”、“教之”共同購成立國安邦三要素。三者互為因果，缺一不可。
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禮記·學記》）。人是社會的主題，所以要從整體上改變和提升社會風氣，必須從每一個個體的人的教育感化入手，所以儒家提倡“有教無類”的全民教育思想。孔門私學之中弟子品類不一，就分布地區而言，其弟子來自不同國度，就社會階層而言，其弟子成分復雜，所以孔子本人就是“有教無類”教育思想的堅定實踐者。“有教無類”是儒家“仁者愛人”思想的具體體現，愛之則教之，兼收并蓄，海納百川是儒家的基本教育觀念。“有教無類”是以儒家人性觀念為依據的，儒家認為在現實生活中人所有貴賤、庶鄙、族類之別，但人的本性是相近的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也。”
儒家從“習相遠”的觀點出發，認為人所處的整體環境對人的整體性格、道德觀念及能力的形成有重要影響。“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荀子·勸學》），有什么樣的風俗環境，就會使人形成什么樣的習性。基于這種考慮，儒家提出“三慎”主張。所謂“三慎”，即：擇居慎，擇業慎，擇友慎。
“學而優則仕”是儒家政教合一教育思想的集中表現。首先，學習是通向做官的途徑，培養政治人才是儒家教育最主要的政治目的。其次，并非所有學習的人都可以做官，學習成績優異是做官的必要條件。
2）德教優先。以德育為主體，將知識教育與教育過程德行化，將知識教育與道德教育融為一體，是知識教育為道德教育服務，是儒家教育哲學的突出特點。以“四教”——文、行、忠、信為教育的基本內容。孔子所編纂的《詩》、《書》、《禮》、《樂》、《春秋》、《易》，皆成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基本教科書，都是施行德育的教材，逐漸形成了儒家“明人倫”重“四德（仁、義、理、智）”的德育體系。由于國家在政治上倡導“為政以德”、施行仁政，所以教育落實到主體的人本身提倡“為己”之學，以追求道德價值的實現。
3）重視智育。敏而好學，學習知識主要是一個主體自覺的過程所以儒家主張學者必須端正學習態度，以成就真才實學。“好學近乎仁”，認為人只要勤奮好學，就能夠成就理想人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是對儒家知識教育方法論的系統總結。
1）崇尚自然，返璞歸真。其真正旨意在于要求人順應“自然之道”，返璞歸真，以“自然、無為”作為社會、人生的理想狀態。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此可見，道家認為“自然”是“道”及一切萬物的根本精神之所在。
2）古典人道主義，其精神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表現為對人的個體自由和個性解放的熱烈追求。在莊子看來，人生的第一要義就是自由，而現實社會的仁義道德、世俗價值、功名利祿、政教禮法等等都不過是束縛人、奴役人的樊籬。其謝絕楚王的千金之聘、宰相之位，還把國相的尊位比為“腐鼠”，“終身不仕以快吾志”，充分肯定了個體生命的價值就在于保持自由。
3）無為主義。從天道自然到“無違”自然。老子說：“道常無為”，“無為”是道的一種“上德”，天地萬物在其本性上也都是“無為”的。“無為”是一種“君道”。道家無為主義實質上首先是一種安邦治國的策略政策，君王要治理國家，其“上德”就是應該效法和順應自然，達到“無為而治”，只要“君無為”，人民就可以“自化”、“自樸”。
4）“無為而無不為”表面上守弱處靜，無所作為，實際上遵循萬物的本性而不違逆，順應自然之道知進知止，就已經是有所作為，也能有所不為。
其一，儒家尊師重教，主張“學而優則仕”，提倡平民通過良好的教育，參與國家政治。“不仕無義，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就是說“學而優”必“仕”，否則就是違背道義。對于道家而言，更注重的是對人的個體自由和個性解放的熱烈追求，其最大的理想就是主張順應自然、返璞歸真，這種自然主義理想，在天就是自生自成的自然；在人就是小國寡民的淳樸社會；在個人就是淳樸自由的真人赤子；在政治就是不是強權也不行仁政的無為而治。道家認為現實社會的世俗價值、功名利祿、政教禮法等等都不過是束縛人、奴役人的樊籬。
其二，儒家重視德育，“《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史記·史太公自序》），有力說明了儒家對德育的重視及德育在當時社會中的作用。而在道家當時面對黑暗的社會現實、“禮崩樂壞”的時代，反對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反對采用任何具體的社會改革理論和方案，追求向自然狀態復歸的“無為主義”。
其三，叢治國之道方面講，儒家倡導“為政以德”、“以德服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由此可見儒家認為以道德去教育、引導民眾，才是治本，才能真正形成穩固和諧的社會政治秩序。而道家思想主張君王要治理國家，其“上德”就是應該效法和順應自然，遵循萬物的本性而不違逆，達到“無為而治”。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一起，共同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兩大主流。從中國歷史看來，儒家道德教育體系的建立，影響十分巨大，在中國形成了重視道德修養的優良傳統。“學而優則仕”在中國社會千百年來，起著不可估量的價值導向作用，成為知識分子積極向學的巨大推動力。與此同時，道家自然主義思想的一個內在意蘊是要批判和反省有文明進步所造成的人與自然分離的現象，尋找一種人與自然重新契合的生存方式，教導我們熱愛自然，尊重自然秩序，回歸人與自然融合無間的和諧狀態。因此兩者各有側重、各有短長，只有相互補充、相互滲透，才能長期延綿不絕，匯合成中國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滔滔大江。
參考文獻：
1、《先秦哲學》曾仕禮編著云南大學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
2、《老子哲學研究》朱曉鵬編著商務印書館出版2009年12月第一版
3、《儒家哲學研究》邵文明劉輝王永平編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
莊子道家思想手抄報篇二
道家的“無為而治”哲學智慧，在現代政府管理、社會管理和企業管理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老子》四十九章云：“圣人無常心（或“恒無心”），以百姓心為心”。所謂圣人無常心，是說圣人無私無我無恒常不變之心，而總是以百姓心為其心，圣人心系天下，以百姓利益為重，以百姓之憂為憂，以百姓之樂為樂。
根據“道法自然”原則，要求管理者“順其自然”有所作為，“逆其自然”有所不為。所謂“無為而治”，并非是禁絕人的一切管理行為，只是禁止“逆其自然”的錯誤行為。
所謂“自然”，是指作為宇宙之本的“道”以及由它派生的天地萬物生而具有的自然本性及其生存方式。“道”和天地萬物在身體形態、生命需求和生存方式上，都是天生如此，本然如此，并非是后天人為或鬼神使之如此。把這種“自然人性論”思想運用于管理，要求管理者“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老子》六十四章）要求管理者既不能隨心所欲地“敢為”，也不能脫離實際地“妄為”，應該是“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圣人之心即是百姓之心。管理者必須嚴格按照天賦的自然本性及其百姓心的變化而實施管理。這是古今中外管理學的根本出發點。
在市場經營上，根據老子的“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的原則，要求管理者實施“經營人心”的戰略。以搶占員工、客戶、消費者的心智資源，建立企業品牌的美譽度和忠誠度。在企業管理上，根據老子的“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的原則，要求管理者必須實施人性化管理。
根據“無為而治”思想，管理者應堅持“治大者不治小”的原則，即要求管理者在“小事”上有所不為，而在“大事”上則有所作為。只有在“小事”上有所不為，才能保證管理者在“大事”上有所作為。
在現代管理中，無論在政府管理還是公共管理中，管理者都會碰到兩類事情：一類是事關全局和長遠利益的大事，另一類則是無關緊要的瑣碎小事。隨著組織規模的擴大和部門層次的增多，即便是精明能干、智慧超群的管理者，也無法事事躬親、樣樣有為。因為管理者也是體力、能力、智慧和時間有限的“人”，而不是法力無邊的“神”。所以，面對管理場中的“人有限”與“事無限”的矛盾，管理者應不拘泥于小事，努力做到在小事上“無為”，而在大事上“有為”。
管理者的“大事”有兩件：一是決策，二是用人。管理者特別是高層管理者，必須牢牢把握住他在管理系統中的科學定位。他應成為料理大事的“導演”，而不是扮演具體角色的“演員”；應是音樂演奏會的“指揮者”，而不是具體的“演奏者”；應是指揮千軍萬馬的“將帥”，而不是沖鋒陷陣的“戰士”。
有一次，漢文帝臨朝問道：“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天下一歲，錢谷出入幾何？”右丞相周勃愧不能對，汗流沾背，而左丞相陳平則回答：“有主者。”文帝又問：“主者謂誰？”陳平答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谷，責治粟內史。”文帝反問陳平：“茍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陳平回答：“主臣……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文帝非但不責怪他，反而“稱善”。（《史記·陳丞相世家》）
高層管理者，要想真正做到在大事上有所為，而在小事上則有所不為，就必須實行“君無為而臣有為”的管理方法，才能達到“君逸臣勞國必興，君勞臣逸國必衰”的管理目的。
君主要想達到“君逸臣勞國必興”的管理目的，就必須真正做到“任官得其人”。“任官得其人”有兩層涵義：一是在識賢求賢上要有所作為，二是在用賢上要有所不為。
在識賢上，《莊子·列御寇》篇作者認為“人者厚貌深情”。人心比山川還要險惡，比預測天象還要困難。自然界尚有春夏秋冬和早晚變化的一定周期，可是人的面容、動作、語言復雜多變，往往將險惡人心為假人所偽飾，深深地為厚貌所隱蔽，很難看清人心的本質。所以，在識賢時，不能“以貌取人”，也不能“以言取人”，只能“以行取人”。依據他在實踐工作中的表現，聽其言而觀其行，透過現象（或假象）看本質，才能逐步地把握人心的真面目，尋找到德才兼備的人才。
在求賢上，高層管理者必須學會禮賢下士，低調做人，才能在大事上有所作為。要求管理者必須具備劉備三顧茅廬的求賢精神。劉備三顧茅廬，放下身段，請出孔明，言聽計從，終成三國鼎立之勢。周公為了輔佐周成王，禮賢愛士，廣羅人才。當他的兒子前往魯國就位時，他意味深長地告訴兒子說：“論身世、權力和地位，有誰能比得上我呢？但為了接納天下之士，我在洗澡時，曾多次顧不上沐浴，手里握著濕頭發就去迎接賢士；在吃飯時，也多次放下手中的筷子，吐出嘴里的飯，恭恭敬敬地與他們說話。就這樣，還怕對賢士不夠虔誠和尊敬。你到封地魯國后，千萬不要因官高勢大瞧不起人，而是要從心底里重賢納士啊！”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周公一飯三吐哺”的故事。漢高祖為人倨傲無禮，雖幾次派人請商山四皓，而四皓終不肯出山相助。在漢高祖死后，太子劉盈卑辭厚禮親自去請，終于感動了四皓出山相助。
從本質上，商場如戰場，市場經濟是一種競爭經濟，管理者應有強烈的競爭意識。
（一）“不爭之德”的現代解讀
所謂“不爭之德”，主要含義有二：
一是“不爭而善勝”。老子認為“天之道，不爭而善勝。”（《老子》七十三章）圣人“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老子》六十六章）競爭之妙即在“不競爭”之中。宋太祖趙匡胤選派不識字的侍衛兵任“押伴使”、戰勝高談闊論的南唐高官徐鉉的故事，是一種以不辯勝雄辯、以“無聲勝有聲”的斗爭藝術。這是老子“不爭之德”的精義所在。
二是“進道若退。”（《老子》四十一章）這一命題，意謂“退”是為了更好的“進”，“退”是“進”的一種手段。企業實施“退出”戰略，從表面上是“若退”，而在本質上卻是“進道”。只有退出某些領域，才能有所作為，這就是“退”與“進”的辯證法。在市場競爭中，把老子的“不爭之德”運用于市場競爭，有三種情況可以采取“不競爭”的退出戰略：第一，不加入市場賣得正火的產品競爭。第二，不介入不公平的市場競爭。第三，不參與惡性的市場競爭。
（二）在市場經濟中，有兩種競爭戰略：一是“紅海戰略”，二是“藍海戰略”
所謂“紅海戰略”，是指在市場中，企業家為了戰勝競爭對手，以各種不道德、不公平的競爭手段投入到你死我活的“白刃戰”，其結果是某些企業倒閉、工人失業，渲染出一片血腥的紅海。目前，在海內外市場競爭中存在著嚴重的“行業惡斗”，不但破壞了市場的正當競爭，而且造成了嚴重的雙輸局面。要想消除“行業惡斗”，樹立和宣傳以老子的“不爭之德”為指導的“藍海戰略”，是行之有效的對癥之藥。
莊子道家思想手抄報篇三
“無為而治”作為一種哲學思想，其思想淵源就是“黃老道家”。
“黃老道家”是戰國時期的一個思想流派，它是把老子的“無為”、“順善自然”的思想與當時的社會實際相結合，同時吸收了一些儒家和道家的思想，融合而成的。
黃老道家有別于莊子的道家。莊子的道家消極避世，而黃老道家是積極入世。漢初曹參所用的統治思想實際上就是把老子的自然無為的思想，作為一種用世的方法來治世，而不是用來消極避世。
老子說：“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道按照道來做，那就是無為，無為才能無所不為。作為統治者，你要守著無為而治的原則，這樣萬物可以自我化育，萬物可以自我運行。
老子還說“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就是說管理國家的人，只要能做到無為，就會使老百姓自我化育，該種地種地，該休息休息，該做什么做什么。自我生產，自我繁殖，自我休養生息；所謂“我好靜”，就是說你不要老是今天想做這個事情，明天想做那個事情，老在老百姓所要求的之外，老百姓的生活之外，老想再附加做一些事情。用不著，你好靜，老百姓自我端正，用不著你去糾正老百姓，你別怕老百姓不端正，用不著你去端正，你只要靜止在那兒，老百姓自己就端正了；所謂“我無事而民自富”，就是說在老百姓的生活之外，你不用再更多地要求做其它的事情，老百姓自己就能夠恢復經濟，自己就能富裕起來：所謂“我無欲而民自樸”，就是說你沒有欲望老百姓就樸實，你欲望越多，那么老百姓就不樸實了，他就越來越耍滑頭。
老子還說過這種話說：“圣人常無心，以百姓心為心”。意思是，圣人不要在老百姓的想法和人民的意志之外再有什么其它跟他們不一樣的想法，你的想法應該跟廣大民眾，跟社會成員之間的想法應該是一致的。所以說，圣人常無心，以百姓心為心。
老子的這些思想被黃老道家承襲下來，而漢初統治者則利用這一思想有效地治理國家。
莊子道家思想手抄報篇四
西漢時期，劉邦和蕭何死了以后，漢惠帝即位，其宰相為曹參。在治理國家的指導思想與個人風格方面，曹參與蕭何大不一樣。史書記載曹參整天在家里飲酒作樂，無所事事。在用人方面，他不喜歡辦事特別認真、嚴格的人，而重用那些比較粗心、和緩，大而化之，不那么苛察的人。為此，周圍的許多官員見狀心理不安也很不滿，認為這個宰相無能、無用，還消極怠工。漢惠帝也很擔心，便直言批評道：現在國家有很多事情需要做，可是丞相您卻是這么一種態度，希望丞相能夠勤政一些，有所作為。
陛下您看我與蕭何丞相比又如何呢？漢惠帝說那好像也是不如。然后曹參就說：好！既然我們都不如他們，而他們在去世之前，把各項規章制度都已經給制定下來了，我們后人又不如他們，那我們只有守著他們的制度并照他們既定的方針政策去做就可以了，我們不必要在他們的制度之外再去有什么其他的作為。
漢惠帝聽后覺得很有道理，就接受了曹參的意見。這也就是歷史上“蕭規曹隨”的著名典故。而曹參的這種治國理念就叫作“無為而治”。
“無為而治”作為一種哲學思想，其思想淵源就是“黃老道家”。
“黃老道家”是戰國時期的一個思想流派，它是把老子的“無為”、“順善自然”的思想與當時的社會實際相結合，同時吸收了一些儒家和道家的思想，融合而成的。
黃老道家有別于莊子的道家。莊子的道家消極避世，而黃老道家是積極入世。漢初曹參所用的統治思想實際上就是把老子的自然無為的思想，作為一種用世的方法來治世，而不是用來消極避世。
老子說：“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道按照道來做，那就是無為，無為才能無所不為。作為統治者，你要守著無為而治的原則，這樣萬物可以自我化育，萬物可以自我運行。
老子還說“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就是說管理國家的人，只要能做到無為，就會使老百姓自我化育，該種地種地，該休息休息，該做什么做什么。自我生產，自我繁殖，自我休養生息；所謂“我好靜”，就是說你不要老是今天想做這個事情，明天想做那個事情，老在老百姓所要求的之外，老百姓的生活之外，老想再附加做一些事情。用不著，你好靜，老百姓自我端正，用不著你去糾正老百姓，你別怕老百姓不端正，用不著你去端正，你只要靜止在那兒，老百姓自己就端正了；所謂“我無事而民自富”，就是說在老百姓的生活之外，你不用再更多地要求做其它的事情，老百姓自己就能夠恢復經濟，自己就能富裕起來：所謂“我無欲而民自樸”，就是說你沒有欲望老百姓就樸實，你欲望越多，那么老百姓就不樸實了，他就越來越耍滑頭。
老子還說過這種話說：“圣人常無心，以百姓心為心”。意思是，圣人不要在老百姓的想法和人民的意志之外再有什么其它跟他們不一樣的想法，你的想法應該跟廣大民眾，跟社會成員之間的想法應該是一致的。所以說，圣人常無心，以百姓心為心。
老子的這些思想被黃老道家承襲下來，而漢初統治者則利用這一思想有效地治理國家。
實施“無為而治”是歷史的必然，它適應了當時的歷史發展趨勢和民意。以曹參為代表的統治者之所以選擇這樣的治國方略，這也是由當時特殊的社會背景和條件所決定的。
首先是因為戰亂，民心思定，老百姓需要修養生息。漢初社會經濟處于極度貧困狀態，當時漢朝剛建立，之前經歷了長期的春秋戰國時代，戰爭的時間久、規模大，而且非常殘酷。比如“長平之戰”秦國消滅了趙國的主力45萬，白起消滅了韓魏聯軍150多萬。因此整個社會和老百姓為戰爭付出巨大。最后經過戰國后期，秦國統一全國。然而，統一后老百姓沒有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由于秦朝的暴政，大量地調用民力，修筑長城、石道、驪山陵，同時還調兵攻打匈奴，所以統一后老百姓沒得一個喘氣的機會。不僅如此，秦朝的苛捐雜稅加劇，法度苛嚴，讓人們生活在驚恐的'氣氛中，精神上感到非常緊張。秦朝的暴政很快激起了人民的反抗，發生了秦末農民大起義。當時有兩大反秦力量，一個是劉邦的力量，一個是項羽的力量，他們把秦朝推翻以后，繼續戰爭，爭奪統治權，這也就是歷史上所謂的楚漢相爭。這場個楚漢相爭又打了五年，結果又使一大批的人流離失所。就這樣，從我春秋戰國，到秦，到秦末，到楚漢相爭，中國始終就沒有安定過。長期的戰爭使剛剛建立后的漢朝社會經濟非常殘破，人民的生活非常貧困，整個社會包括那些貴族、功臣甚至皇帝的生活也都不富裕。大量的土地荒蕪，人口流失。史記當時的皇帝劉邦欲搞登基典禮，因國家貧困，都不敢講排場，只得草草而辦。據說當時的很多將相、將軍、丞相和一些大臣出門都沒有馬車，只得坐牛車。統治者尚且如此，普通老百姓就更別說了。
其次，經濟亟需恢復，解決人民有飯吃、有衣穿的基本生存和生活問題成為當務之急。我國古代是以農業為主的封建社會，勞動力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由于連年戰爭，男人大多被征兵和戰死，這就必然造成家庭的主要勞動力短缺，繼而出現大量的土地荒蕪。史載當時劉邦外出視察路過曲逆，看到那里有約五千戶左右人口，便驚嘆“壯哉，縣！”。說：“吾橫行天下，獨見洛陽與近而”。意思是我打遍天下，走了很多地方了，除了洛陽，沒見過這么多的人口。而這個地方在秦時有三萬余戶。可見當時即便曾是京都的洛陽也不過如此，而其它地方人口流失程度的嚴重。反映了當時社會經濟的一片凋敝。因此，對剛剛建立起政權的漢朝來說，首要必須恢復經濟，解決老百姓吃飯穿衣問題，這是第一要務。否則，國力脆弱，民心渙散，江山不保。
三是為了緩和階級矛盾。戰爭結束后，就國內而言，主要矛盾是發展生產和解決人民生活需要，所以階級矛盾、社會各個階層之間的矛盾就比較緩和。因為當時農民沒有土地問題，而封建社會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沖突最主要是土地問題。漢朝初期是有田無人種。當時的地主也不多，都窮，社會普遍地窮，連統治者也窮，沒什么可剝削的，在這種情況下，人民的欲望也不那么強烈，國家與人民的思想比較一致。
第一就是輕徭薄賦，減輕人民的負擔。從漢惠帝開始，將對農民的稅率負擔從原來的十分之一降到十五分之一。到了漢文帝時期免除了一切稅賦，而且持續了12年時間。漢景帝時又把稅率減成三十分之一。他們為了讓老百姓能夠更好地發展經濟，在經濟上做了很大的讓步。在徭役上，盡量少使用老百姓，盡量少調發徭役。同時皇帝自己也很儉樸。據說漢文帝穿的都是粗布，沒有什么穿金戴銀。他給自己造陵墓不用任何奢侈物品，都是瓦器陶器，不征用民財，也不動用更多的勞力，生怕加重老百姓的負擔。
第二是寬刑輕獄。比如在刑罰上，漢高祖一執掌江山，就廢除了秦朝的許多嚴刑峻法。到了漢文帝時繼續廢除了一些酷刑。當時，藩國齊國有一個太倉令叫淳于公犯法了，按原來的法律懲罰是比較殘酷的。他的小女兒緹縈就給當時皇帝寫了一封信。說我父親平時很廉潔，工作也是很認真的，這次可能是一時糊涂犯了法。犯了法理應受到懲罰，但是如果你給他死罪或使用了酷刑，他將來想改都改不了，想改過自新都沒機會了。她說她甘愿自己到朝廷這兒來當奴隸為父親贖罪。這封信引起了漢文帝的高度重視，他確實感覺到當時的刑罰太嚴苛太殘忍，不利于緩和社會矛盾，因此漢文帝下令立即廢除一些殘酷的刑罰。比如對于有些按原來法律可以判死刑的進行了改判，給人一條生路。特別是取消了“連座”和滅族的刑罰，一個人犯罪一人當，不能株連他的家人，更不能滅他的族。在肉刑這方面，原來應該打五百鞭子的改成三百鞭，三百鞭電腦改成二百鞭，二百鞭的改成一百鞭。同時漢文帝還規定，打板子盡量不要打得致人于死命，讓他有個改過的機會。這種做法對于緩和社會矛盾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第三是實行“仁政”。針對當時一些地方的藩國對朝廷不恭的狀況，漢文帝采取很仁慈寬厚的態度處之。比如那個時候的南越國是秦朝派到南方去的一些北方人建立的，呂后時對它進行打押、排擠和封鎖，因此關系一直比較緊張。以至于后來發展到自行獨立稱帝，按說，這是朝廷不能允許的，必須興兵討伐并用最嚴厲的手段來制裁，但是漢文帝沒有這樣。他實行以德報怨，不但不打你，還給他在北方老家那兒蓋了廟，讓他們家族在那兒可以祭祀，同時對尉佗家族的人都給予照顧。這件事情使得在南越稱帝的尉佗非常感動，覺得自己不該做這樣大逆不道的事情，因此主動取消了帝號，不再另立山頭了。
再比如當時地方的藩王吳王劉濞跟朝廷也有很多矛盾，劉濞一直圖謀不軌，也不來朝見皇帝。漢文帝當時對這件事的態度很坦然，你不來朝見沒關系，我就主動派人去找你，賜給劉濞拐杖，就表示您是老者，您既然是老者，您可以不來上朝，表現出對劉濞的尊敬，這樣使得劉濞有點不好意思。因為你不來上朝，你這也是一種大逆不道的行為，你這不尊重朝廷的行為，應該受到懲罰，可是朝廷不但沒懲罰你，反而尊敬你，所以劉濞起碼從面子上他不能跟朝廷對抗，這種做法在一定的程度上緩和了中央和吳國以及劉濞的關系。
第四是對匈奴實行議和。長期以來，匈奴是秦漢騷擾不斷，成為當政者的一塊心病。而漢初在對待匈奴的態度上采取了無為而治。無為而治并不是不反抗，而是反擊保持一定的限度，就是說把匈奴打跑就行了，不深入到匈奴的腹地能夠，解除邊患就可以了。當時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情。漢高祖劉邦死了呂后執政，這時匈奴王寫了封信來羞辱呂后，說我的妻子死了，你也沒了丈夫，我感到很寂寞，你也感到很寂寞。呂后看了勃然大怒，立即召集群臣要出兵討伐。但冷靜一想，不能憑一時的激憤，她知道漢朝的實力弱，沒有實力來跟匈奴對抗，當年漢高祖跟匈奴打了多年，結果是怎么樣？經過大臣們的提醒，呂后只好忍氣吞聲地給匈奴回了封信，信里說，我年老體衰，不值得您垂顧我。他們不得已咽下這口氣了。
總的說，漢初“無為而治”的結果是經濟開始復蘇和發展。隨著經濟的發展，整個社會開始有了生機。這個經濟發展由漢朝初期的建立，到后來漢武帝，大概經歷了七十年左右，一直采取無為而治的方式。經濟發展到什么程度呢？據史書里記載：國家的糧食更多了，糧倉全都滿了，有很多地方糧倉里糧食都腐爛了，同時國庫里存了大量的錢，以至于串錢的繩子都爛了。人民生活也基本豐衣足食。老百姓能吃飽飯了，衣服也穿得比較華麗。當時記載，出門有馬騎了。如果有身份的人騎母馬還被人看不起，所以整個社會生活開始發生了變化。可謂國富民強。
莊子道家思想手抄報篇五
實施“無為而治”是歷史的必然，它適應了當時的歷史發展趨勢和民意。以曹參為代表的統治者之所以選擇這樣的治國方略，這也是由當時特殊的社會背景和條件所決定的。
首先是因為戰亂，民心思定，老百姓需要修養生息。漢初社會經濟處于極度貧困狀態，當時漢朝剛建立，之前經歷了長期的春秋戰國時代，戰爭的時間久、規模大，而且非常殘酷。比如“長平之戰”秦國消滅了趙國的主力45萬，白起消滅了韓魏聯軍150多萬。因此整個社會和老百姓為戰爭付出巨大。最后經過戰國后期，秦國統一全國。然而，統一后老百姓沒有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由于秦朝的*，大量地調用民力，修筑長城、石道、驪山陵，同時還調兵攻打匈奴，所以統一后老百姓沒得一個喘氣的機會。不僅如此，秦朝的苛捐雜稅加劇，法度苛嚴，讓人們生活在驚恐的氣氛中，精神上感到非常緊張。秦朝的*很快激起了人民的反抗，發生了秦末農民大起義。當時有兩大反秦力量，一個是劉邦的力量，一個是項羽的力量，他們把秦朝*以后，繼續戰爭，爭奪統治權，這也就是歷所謂的楚漢相爭。這場個楚漢相爭又打了五年，結果又使一大批的人流離失所。就這樣，從我春秋戰國，到秦，到秦末，到楚漢相爭，中國始終就沒有安定過。長期的戰爭使剛剛建立后的漢朝社會經濟非常殘破，人民的生活非常貧困，整個社會包括那些貴族、功臣甚至皇帝的生活也都不富裕。大量的土地荒蕪，人口流失。史記當時的皇帝劉邦欲搞登基典禮，因國家貧困，都不敢講排場，只得草草而辦。據說當時的很多將相、將軍、丞相和一些大臣出門都沒有馬車，只得坐牛車。統治者尚且如此，普通老百姓就更別說了。
其次，經濟亟需恢復，解決人民有飯吃、有衣穿的基本生存和生活問題成為當務之急。我國古代是以農業為主的封建社會，勞動力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由于連年戰爭，男人大多被征兵和戰死，這就必然造成家庭的主要勞動力短缺，繼而出現大量的土地荒蕪。史載當時劉邦外出視察路過曲逆，看到那里有約五千戶左右人口，便驚嘆“壯哉，縣！”。說：“吾橫行天下，獨見洛陽與近而”。意思是我打遍天下，走了很多地方了，除了洛陽，沒見過這么多的人口。而這個地方在秦時有三萬余戶。可見當時即便曾是京都的洛陽也不過如此，而其它地方人口流失程度的嚴重。反映了當時社會經濟的一片凋敝。因此，對剛剛建立起政權的漢朝來說，首要必須恢復經濟，解決老百姓吃飯穿衣問題，這是第一要務。否則，國力脆弱，民心渙散，江山不保。
三是為了緩和階級矛盾。戰爭結束后，就國內而言，主要矛盾是發展生產和解決人民生活需要，所以階級矛盾、社會各個階層之間的矛盾就比較緩和。因為當時農民沒有土地問題，而封建社會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沖突最主要是土地問題。漢朝初期是有田無人種。當時的地主也不多，都窮，社會普遍地窮，連統治者也窮，沒什么可剝削的，在這種情況下，人民的欲望也不那么強烈，國家與人民的思想比較一致。
莊子道家思想手抄報篇六
戰國中期的莊周與老子一脈相通，世稱老莊。“夫老之有莊，猶孔之有孟也。"([明]焦竑《莊子翼》序言)莊子法律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法律虛無”主義。
莊子進一步從消極方面發展了老子的思想。從“道”出發，他也認為必須“無為而治”。如說：“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莊子·在宥》)并激烈反對各家的“有為”政治。他批評墨家“兼愛”、“節用”、“節葬”等主張是“亂之上也，治之下也”。他又批評儒、法兩家，認為“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形)名比詳，治之末也”。(《莊子·天道》)在他看來，只有未經人工改造的自然事物才有價值，而社會文明的發展都是對自然的破壞。因此，莊子的理想已不滿足于老子的“小國寡民”，而要求回到人與動物無別的“渾沌時代”，也就是“同與群獸居，族與萬物并”,“無知無欲”,“無人之情”的“至德之世”。莊子主張“絕圣棄智，大盜乃止；?ne74e?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與論議。"(《莊子·胠篋》)他所要取消的包括道德、法律、制度、度量衡等所有規范，以及一切物質和精神文明，實質上就是對整個人類文化的否定。
莊子認為，人對人世間的生死、存亡、窮達、富貴、毀譽等等，自己根本無法掌握，只能“安時而處順”,(《莊子·大宗師》)“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從而陷入了宿命論。但他又極端不滿現實，憤世疾俗，不愿受仁義道德、禮法刑政的羈絆，只好從精神上追求自我解脫。其辦法就是超然物外，把人生看成一場大夢，物我兩忘。他認為這樣就可以與“道”同體，獲得不受任何約束和限制的絕對自由。他把老子的對立面可以無條件轉化的錯誤，發展為相對主義。完全否定事物的質的規定性和事物之間的差別，也不承認有判斷是非、功過的客觀標準。“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莊子·齊物論》.)既然如此，也就沒有什么可以作為人們言行是非的客觀規范。
莊子以相對主義為武器，對當時的仁義道德和法律制度進行了揭露。如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法律、道德之類，對于這些竊國者，不但起不了制裁作用反而會成為被他們利用的工具：“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而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莊子·胠篋》)
莊子的沒落貴族的悲觀絕望和不與統治者合作的情緒，引起后世不當權的封建士大夫和失意政客的共鳴。他對當時禮法刑政的抨擊雖有助于加深對剝削者法制的認識，但他鼓吹的法律虛無主義，對法律思想的發展卻有消極作用。